第七章（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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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人背叛是因为别无选择。我读过一个俄罗斯科学家写的一本书，他在斯大林统治的年代向秘密警察出卖了他最好的朋友。他受到严讯，恐怖的肉体折磨持续了六个月——到了某个程度，他说，‘哎，我再抗拒不下去了，告诉我你们想要什么吧。随便你们给我什么我都签。’
“他们要他签什么他都签了。他自己被判了终身监禁。不能假释。十四年以后，六十年代，形势变了，他被放出来，写了这本书。他说他出卖最好的朋友有两个原因：因为他抗不住那些拷问，还因为他知道这无关紧要了，审讯的结果已经定好了。他说什么或不说什么都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他不说，另一个受拷问的人也会说。他知道他到最后还热爱的那位朋友会鄙弃他，可是在残暴的拷问下正常的人无法抵拒。英雄主义在人里头是例外的。过着正常生活的人，每天作两万个小妥协，没经过训练，突然间要毫无妥协了，他做不到，更不用说顶住酷刑了。
“有的人要他们软弱下来需要拷打六个月。有的人开始就有优势：他们已经软弱下来了。这些人只知道如何屈服让步。对这样的人，你只需说，‘做吧，’他们就做了。来得太快，他们都不知道这是背叛。因为他们做的是别人要他们做的，似乎就说得过去了。到陷进去的时候就太晚了：他们已经背叛了。
“不久前报上有篇文章，说东德有个人告发他妻子达二十年。柏林墙推倒后，他们在东德秘密警察的档案里发现了有关他的文件。妻子有专业身份，警察想跟踪调查她，丈夫就是告密者。她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在他们打开档案后她才发现。持续了二十年。他们有孩子，有姻亲，开宴会，付账单，做过手术，做爱，不做爱，夏天到海边，在海里游泳，而这期间他一直在告密。他是律师。聪明，博览群书，甚至还写诗。他们给他一个代号，他签了协议，和一个长官每周会面，不在警局，而是在一所专门的公寓，私人公寓。他们告诉他，‘你是律师，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他就软弱下来了，就签了。他要赡养他父亲。他父亲有重病，浑身无力。他们告诉他如果他帮他们，他们就会好好照顾他父亲，他爱他父亲。这样也可行。你父亲病了，或者是你母亲，或是姐姐，他们要你帮忙，你心里是把生病的父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的，因此你就有了背叛的理由，签下了协议。
“在我看来，战后十年——即1946年至1956年——在美国，显著犯下的个人背叛行为超过我国历史上任何其他阶段。伊夫·弗雷姆做下的这桩下流事是有典型性的，那些年人们做过不少下流事，要么是不得不做，要么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得不做。伊夫的行为很符合那年代通常的告密行为。这个国家在此之前何时有过如此不指责而且还奖赏背叛的时候?那些年比比皆是，可以违犯，允许违犯，任何美国人都可以。不但背叛的愉快取代了禁律，而且你不需放弃道德地位就可以违犯。显示爱国心而去背叛的同时还保留了贞洁——同时你感到一种满足，接近了性欲上的满足，其中模模糊糊的有愉快有软弱，有侵犯有羞耻：这是来自暗中破坏的乐趣。暗中损害你心爱的人。暗中破坏你的对手。暗中破坏朋友。背叛正属于这同一类荒谬，不正当，零碎无条理的乐趣。这类乐趣有趣味，可操纵他人，是秘密的，其中大有引人之处。
“甚至有人脑力超常，竟会玩背叛的游戏，只为背叛自身。丝毫不图私利。纯粹为了自我娱乐。柯尔律治形容埃古出卖奥赛罗是‘没有动机的恶毒行为’，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然而，一般说来，总有个动机来挑起邪恶的力量，引发出恶毒。
“唯一的障碍是在冷战的高峰岁月，向当权机构告发某人是苏联间谍可能直接就把他送上了电椅。毕竟伊夫不是向联邦调查局告发艾拉是个坏丈夫，和他的按摩师性交。背叛是生活中不可回避的组成部分——谁不会背叛呢?——但是在1951年，把最丑恶的公共背叛行为与其他背叛形式混淆起来就不太妙了。叛国不像通奸，它是死罪，因此，胡乱夸大事实，草率不准确的行为，错误的指控，甚至似乎很文明地只是说出同谋的名字——结果都会是可怕的，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的苏联同盟背叛了我们，滞留在东欧，爆炸了原子弹，全都有道德藉口。
“谎言。到处都是谎言。把事实译成谎言。把一个谎言译成另一个谎言。人在说谎上头显示的能力。那种技巧。谨慎估量形势，然后声音平静脸上不带表情地说出最有成效的谎言。他们若哪回说出了甚至是一部分的真相，十回里也有九回是为了谎言。内森，我从没有机会以这样的方式对人讲这个故事，而且是如此详尽。我从前从没讲过，以后也不会再讲起。我想讲个彻底痛快。讲到最末了处。”
“为什么呢?”
“我是唯一知道艾拉故事的还在世的人，你是唯一关心这故事的在世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因为其他的人都死了。”他大笑道，“我最后的任务。把艾拉的故事交给内森·朱克曼。”
“我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我说。
“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我的责任是讲给你听。你和艾拉对对方都是很重要的。”
“那就接着说吧。怎么收尾的?”
“帕梅拉，”他说。“帕梅拉·所罗门。帕梅拉吓坏了。是她从西尔菲德那里听说伊夫撬开艾拉桌子的事。她想的是人在刚一获悉别人的灾祸时似乎通常会想到的：这对我有何影响吗?我办公室里的谁谁得了脑瘤?那我就得自己作清单了。隔壁的谁谁那架飞机掉了吗?死于飞机失事了?不。不能。他星期六要来处理我们的垃圾的。
“有一张艾拉拍的帕梅拉在小木屋的照片。她穿着泳衣，在池塘边。帕梅拉怕（其实她搞错了）这张照片在那书桌里，和那些共产主义的东西一起，怕伊夫看到了，或者，如果照片不在那里，艾拉会到伊夫那里拿给她看，钉在她脸上说，‘看啊！’然后会发生什么呢?伊夫会勃然大怒，说她是荡妇，把她丢出那房子。而西尔菲德会怎么想帕梅拉呢?西尔菲德会做什么?如果帕梅拉被驱逐出境怎么办?这是最坏的可能。帕梅拉在美国是个外国人——如果她的名字被拖进艾拉的共产党困境中，最后上了报纸，她被驱逐出境，那会如何?如果伊夫因为她试图偷走她的丈夫而设法要把她弄到被逐出美国又会如何?再见了，波希米亚生活。回到令人窒息的英国礼仪那一套吧。
“帕梅拉对艾拉的共产党困境对她构成的危险和国家气氛的估计也不见得是错误的。处处都是指控、恐吓和处罚的气氛。特别是对一位外国人来说，看上去很像满是恐怖的民主集体迫害。危险四伏，帕梅拉这样恐惧也是正当的。在那种政治气候下，这种恐惧合情合理。因此，作为对她的恐惧的反应，帕梅拉对这困境使上了她可观的才智和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态度。艾拉没错，过去就发觉她是个机敏清醒的年轻女人，知道自己的想法，做她想做的事。
“帕梅拉找到伊夫，告诉她说两年前一个夏日她在格林尼治村碰到艾拉。他坐在车里，正要去乡下，他跟她说伊夫已经到了，问她何不上车一起去那里过一天。天气又热得可怕，她就没费神好好想这事。‘好吧，’她说，‘我去拿游泳衣，’他等她，他们就一起开车到了锌镇，他们到了以后，她发现伊夫不在那里。她尽力同意他，相信了他的任何藉口，甚至还穿上泳衣，和他去游了泳。就是那时他拍了那张照片，要诱奸她。她哭了，竭力甩开他，告诉他她是如何看待他和他正做的对不起伊夫的事，然后坐上了下一班开回纽约的火车。因为她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就把他这次的挑逗行为保密。她怕如果她不这样做，人人都会怪她，认为她是个荡妇，而她不过和他同坐了车而已。人们会为她让他拍了那张照片而骂她。没人会听她这方面的经历。倘若她敢说出真相暴露他的不忠，他就会用可以想见的每种谎言压倒她。但是如今她知道了他的不忠的范围，出于良知，她就不能保持沉默了。
“随之发生的是在一个下午，我上完最后一堂课后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弟弟正在那里等我。他在走廊里，正给认出他的几个老师签名，我打开锁，他进了办公室，在我书桌上丢下一个上面写着‘艾拉’的信封。回信地址是《每日工人报》。里面还有第二层信封，这一封是写给‘铁林’的。伊夫的笔迹。她的蓝色仿羊皮纸文具。《工人报》的办公室经理是艾拉的一个朋友，他一直开车到锌镇把这封信送给他。
“似乎那天在帕梅拉对伊夫讲了她的故事以后，伊夫做了她能想到的最激烈的事，是当时她能做出的最有力的一击。她穿戴整齐，穿着她猞猁毛皮外套，价值百万美金梦一般的黑天鹅绒礼服，上面镶着白色蕾丝花边，脚上是她最好的露趾黑鞋子，戴上她漂亮的带面纱的黑毡帽，不是走到‘21’俱乐部去和卡特里娜共进午餐，而是到了《每日工人报》办公室。《工人报》在大学区，距西十一街只有几个街区远。伊夫坐电梯到了五楼，要求见编辑。她被引进他的办公室，她从猞猁毛皮手笼里拿出那封信，放在他的桌子上。‘写给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殉难英雄，’她说道，‘人民的艺术家和人类最后最好的希望，’转过身，走了出去。虽然她在任何反对面前都是备受折磨而且胆怯，但是在她满怀义愤，错当自己为贵妇人的日子里，她也可以是很蛮横的，让人印象深刻。她能做出这些变形——她也不喜欢中间路线。情感的彩虹上，不论哪一端吧，其过量无度才具说服力。
“办公室经理拿到信，开上他的车，把信带给了艾拉。艾拉在被解雇以后就一个人住在锌镇。每周开车到纽约和律师商谈——他要起诉广播公司，起诉节目赞助商，控告《红色路线》。到了城里，他会顺道去看阿蒂·索科洛，他头回心脏病发作，卧床在家，在上西区。接着他就到纽瓦克来看望我们。不过艾拉一般是在木屋里，满腔气愤，思索着，又身心疲惫，处于深深的困扰之中，为碰到过矿下事故的邻居雷·斯维克孜做晚饭，和他一起吃饭，对着他大谈他的事，而他是一半心神并不在那里。
“艾拉是在拿到伊夫给他的信的那天到了我的办公室，我读了信。这封信现和其他艾拉的文件一起放在我的公文柜里；我不能将它译述出来，这样就看不出它的好。长达三页。措辞激烈。明显是一气呵成，运转自如。辛辣尖刻，骇人的文字，却写得完全彻底。伊夫在盛怒之下，在印着她姓名的蓝色便笺纸上写下的文字，还颇是个新古典主义者。这些对他的严厉斥责若以夸张的英雄双行体结尾我也不会感到奇怪。
“记得哈姆雷特咒骂克劳地吗?第二幕里，就在那戏子国王讲过普里阿摩斯的杀戮之后，有这么一段，记得吗?在那段独白的中间，独白的开首是：‘唉，我是个恶人，也是个无用的蠢才！’‘血淋淋的猥亵恶贼！’哈姆雷特说道。‘毫无愧疚，奸诈、荒淫、无义的恶贼！啊，复仇呀！’伊夫那封信的要旨大致是沿袭了这些：你知道帕梅拉对我的意义，一天晚上我对你吐露过帕梅拉对我的全部意义，只对你一人。‘自卑情结’。这就是伊夫描述的帕梅拉的问题。有自卑情结的女孩，远离家乡、祖国和家庭，伊夫监护的人，伊夫有责任照顾她保护她，然而，正如他丑化了所有他染指的事物，他狡诈地企图把帕梅拉·所罗门这样的女孩变成一个像唐娜·琼斯小姐一样的脱衣舞表演者。伪造借口引诱帕梅拉到了那处隔离的下流地方，像个变态者一样对着她穿泳衣的照片垂涎，用他那猩猩般的爪子紧扣住她毫无防备的身体——就为了纯粹的满足，把帕梅拉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妓女，以他能想出的最虐待狂式的方法羞辱了西尔菲德和她自己。
“她告诉他，但是这次你走得太远了。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她说，你如何作为伟大的奥戴的门徒，惊叹于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现在我明白了你从《君主论》里学了些什么。我明白了为什么我的朋友多年来一直要说服我，你所做所说的每件事，都说明你是不折不扣、无情、败坏的马基雅弗利式人物，毫不在意对与错，只信奉成功。你试图强迫这位有自卑情结、有才干的漂亮年轻女人和你性交。你为什么不试试和我性交，以此为表达爱意的方式呢?我们相识之时，你一个人住在下东区，流氓无产者的肮脏怀抱里。我给了你一所美丽的房子，屋里满是书籍、音乐和艺术。我给了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漂亮书房，帮你建起图书室。我把你介绍给曼哈顿最有趣、最智慧、最有才能的人，带你进入这个社交圈，你从没梦想过自己会进入这个圈子。我尽了我的所能要给你一个家。是，我是有个苛求的女儿。我有个很麻烦的女儿。我知道。可人生本就充满要求。对于一位负责任的成年人，生活就是要求……以这样的语调如此不断地写下去，一直很费力，带着哲学思辨，是深思熟虑过的，有理性，热诚懂理——直到她以此恐吓收尾：
“既然你躲在你的模范哥哥家里时，他不让我和你讲话，或是写信给你，我就通过你的同志来和你联系。共产党好像比任何人都更能接近你和你的心，虽然这心也不过尔尔。你就是马基雅弗利，指挥大师的典范。那么，我亲爱的马基雅弗利，既然你仿佛仍不懂得你为了随心所欲而对另一个人做下的任何事所带来的后果，也许是时候来教教你了。
“内森，记得我办公室里那张椅子吗，在书桌边上——那张电椅?我检查你们的作文，你们就坐在上面流汗。我看那封信的时候艾拉就坐在那里。我问，‘你真的勾引过这个女孩吗?’‘我和这女孩有过六个月关系。’‘你干了她。’‘很多次，默里。我以为她爱上我了。她竟这样，我很惊讶。’‘那你现在呢?’‘我过去是爱她的。我想和她结婚，和她建个家。’‘哦，这就好多了。你不思考，是吗，艾拉?你就是去行动。行动，就这样。你大喊大叫，和女人性交，你采取行动。六个月来，你和她女儿最好的朋友性交。她的代女儿。她监护的人。而如今有事了，你就“惊讶”了。’‘我爱过她。’‘直说吧。你爱干她。’‘你不明白。她来到小木屋。我迷上了她。我是惊讶。她的行为绝对让我惊讶！’‘她的行为。’‘她把我出卖给我妻子——而且这过程中她还说了谎！’‘是吗?所以?让你惊讶的那部分呢?你这样就有麻烦了。你妻子要给你大麻烦了。’‘是吗?她要做什么?她已经做过了，和她的伙伴格兰特夫妇一起做的。我已经被解雇了。我很潦倒了。她要弄成性关系上的事，你知道，但不是那么回事。帕梅拉知道不是这样的。’‘嗯，现在可就是这样了。你被人发现了，你妻子断言会有新后果。会是什么呢，你认为?’‘什么也没有。没什么剩下的了。这样愚蠢，’他对我挥舞着那封信说道，‘亲手送信到《工人报》。这就是后果。听我说。我从没做过一件帕梅拉不想做的事。她不再要我的时候，我痛苦极了。我一生都梦想有这样一个女孩。让我痛苦极了。但我还是做了。我走下那楼梯，走到街上，留下她一人。再没打扰过她。’‘那么，’我说，‘即使如此，虽然你体面绅士地告别了和你妻子的代女儿混在一起的六个月，但你还是有点麻烦了，我的朋友。’‘不，帕梅拉才有麻烦！’‘是吗?你又要行动了吗?你又要不假思索就行动吗?不行。我不会让你做的。’
《我嫁给了我的国家》第七章（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