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 节 文青宋徽宗 瘦金体的发明者北宋第一昏君（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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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改革家王安石于公元1086年5月在南京去世，葬礼比较寒酸，死得不太风光是事实，不过从大宋朝廷这方面来说，也没亏待他，《宋史》里说：「赠太傅，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也就是不仅追赠他一个皇帝老师这样的大帽子，还给了一个相当不错的谥号，叫做「文」，最重要的是，还让他的牌位可以放在宋神宗的庙庭里，也就是有了和宋神宗一起吃冷猪头的资格，那自然是比较香。

一、如何评价司马光？

之所以在新法废除之后，王大改革家死后还能得到这样一个待遇，是因为司马光为他说了一句话。当时手握重权的司马光也已经是年老多病，时日不多，出于对王安石的人品、才学和事业心的敬重，这位老先生在床上抱病给宋哲宗的奶奶，当时大宋王朝的实际掌权者高太后上书，说：「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大意就是，王老头这个人，是和我们政治斗争失败之后死的，这属于君子之争，可是外面那些反复无常的小人们不会这样想，他们看见今天的局面，必然落井下石，百般诋毁王安石，我司马光认为，朝廷应该抵制这股歪风邪气，给王老头儿一个相对好的评价。

关于这件事，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司马老爷子人品确实不错，没有对王安石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我们也应该看到，司马光这时候，也已是时日不多，没几天活头了，中国有很多古话形容这种心态，比如兔死狐悲，或者说同病相怜，甚至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等等，我相信除了司马光的人品和对王安石的敬重之外，他这么做的原因也是被这种百感交集状态驱使，正所谓在死亡面前，没有什么事情是放不下的，尤其是曾经的一些官场争斗，不值一提。

五个月后，公元1086年9月，司马老先生留下了一句「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然后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八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俺司马光这一辈子，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平生所做之事，没有不能对别人讲的。

你要是问，司马光真是这样的人吗？我的回答就是，差不多，这哥们对于改革派的新党一点儿好感也没有，但也没使用啥上不得台面的阴谋诡计，都是直接开怼，只要他上台，对着那些改革家就是一顿猛踹，而且是理所当然地猛踹。用现代的话说，我就是讨厌你们这群改革家，你咬我啊。从这一点上看，他很坦荡。他和王安石，很有点儿像美国开国国父亚当斯和杰斐逊两个人，那也是相爱相杀一辈子，最后同日而死，这种事在中国文化上，有一个词可以形容，那就是宿命，他们是命运安排的对手和同志。

不过虽然都是尘归尘，土归土，但比起王安石，司马光老先生的尘土就风光的多，他被追赠了太师和温国公的头衔，还有一个谥号「文正」。《谥法》上对「文」和「正」这两个谥号有很多解释，比如说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慈惠爱民还是文，内外宾服曰正，靖恭其位也是正等等。司马光老先生活着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两个字，他曾经很羡慕地说：「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现在他死了，大宋朝廷如他所愿，把这两个字给了他做谥号，估计这哥们躺在棺材里都能笑醒。

事情还不止于此，自他之后，文正两个字就被认为是人臣极美的，最好的谥号，皇帝绝对不会轻易给人。甚至到了明清的时候，如果死了能给个「文正」的谥号，你让知识分子们自杀，得有一大长队的人立马抹了脖子。

至于说司马光的葬礼，那就更风光了，《宋史》里记载，当时京城的百姓「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为了参加司马光的葬礼，有些人宁可把衣服卖了，光着屁股也要凑一份份子钱，买个花圈什么的，而且大街小巷哭声一片，淹没了车马行走的声音。

无论司马老爷子死得多么惊天动地，我个人的看法都是，这哥们其实最适合做学者，大学校长，教务处主任什么的，但不适合为官。这有两个原因，第一，虽然他写了《资治通鉴》，但他没有政治家的才能，看完他反对王安石的那些言论，感觉他就是在背书，除了之乎者也，先人法度不可废这类废话之外，很少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措施，他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种知识分子，你问他国家没钱怎么办？他两眼一翻，和你说君子不谈钱。

此人品德刚正，学富五车，很有文人风骨，可是不能容人。在他心里，只有一条，谁支持新法，我就反对谁，反过来，谁积极反对新法，谁就是好人，这个我们一会儿还会说到。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有一句话，他说司马光和他身后的那些旧党之人，「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只会吵架，不干实事。这个评价在我来看，从某种程度上是比较客观的。

有时候，天下的事情就是这么神奇，虽然司马光他们没有啥具体措施，仅仅是废除了王安石的一些改革新法，却让大宋王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富足的阶段。从公元1085年到1093年这八年，在高太后统治之下，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天下小康。这就难怪后来很多人说王安石的新法不好，而对司马光高太后这些保守派的旧党充满了感情，甚至就连北边的大辽和西边的西夏都说，高太后这个女人是「女中之尧舜」。

难道是王安石改革真的错了？当然不是！

我们必须要问一句，王安石当初为啥改革？四个字，国家没钱！宋神宗上台的时候，穷得是叮当乱响，国库空虚到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经过王安石改革之后，史书上说，国库里的钱甚至可以用20年之久，也就是国家是确确实实地富了起来。之所以国家富裕了，王安石还会被否定，是因为他伤害了贵族和平民老百姓两方面的利益，现在废掉了新法，大家自然高兴，但我们必须清楚，司马光高太后这些旧党的人屁股下面享受的，可还是王安石弄到国库里的财富。

这里说一句题外话，我认为，国家的制度、政策、方针这些玩意，绝对不能是一成不变的，这世界上绝对没有绝对普世的，永恒的制度和政策。否则的话，国家也就不需要领导人了，作为领导，最主要的责任就是随时调整好方向，让国家这艘大船能快速又稳妥地前行。

二、宋哲宗的改革之路

言归正传，公元1093年秋天，旧党人士的保护伞，宋哲宗的奶奶，掌权的高太后病重。她知道自己可能不行了，就把当时的宰相，旧党的两个头目吕防和范纯仁叫到了后宫。这个范纯仁就是范仲淹的儿子，虽然他爹当年也把改革搞得轰轰烈烈，但范纯仁自身是保守派，不过他和苏轼差不多，都是在保守中也赞同部分改革的，也都曾经对司马光进言说有一些新法还是保留的好，可以说是一个正派的人，这也是为什么高太后对他一直很器重的原因。

不过这一次高老太太叫他进宫却并不是升他的官，而是让他辞职的，说您二位赶紧辞官吧，最好到外地去，越早越好。

高太后画像（图源网络）

为什么高太后临死之前不提拔自己喜欢的官员，反而让他们滚蛋，赶紧跑路呢？我们看一下这老太太的原话，她说：「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在宋朝，「官家」这个词往往指的就是皇帝，意思很明显，我死了之后，我那个孙子，皇帝宋哲宗一定会恢复新法，你们要是现在不走，到时候可能会倒大霉。

俗话说知子莫若父，其实当奶奶的，对孙子的了解也很准。《宋史》里说，高太后之所以知道宋哲宗赵煦想恢复王安石新法，是因为一件小事。宋哲宗小时候经常使用一个旧桌子，高太后就对他说，孙子啊，你这个破桌子，早就应该换掉了啊。赵煦表面上唯唯诺诺地答应，但每次换了之后不长时间就又叫人搬回来，高太后就问他为什么，赵煦的回答是：「父皇遗物」，这是俺爹留给俺的，舍不得扔掉。据说就从这件事上，高太后就认定，这个孙子极其崇拜他爹，将来亲政之后，必然要恢复他爹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新法。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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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料事如神，事实也确实如此，她前脚刚死，孙子宋哲宗赵煦就把年号改为绍圣，打出了绍述的旗号。什么叫绍述呢？这两个汉字在古代经常用，就是现代汉语里继承革命遗志的意思。赵煦这是堂而皇之地昭告天下，俺坚决反对俺奶奶和司马光大胡子的保守派做法，就是要继承俺爹宋神宗和王安石的遗志，把改革进行到底。

这哥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新党的领袖章惇从外地叫了回来，担任宰相。章惇这个人，早年的时候，和苏东坡大才子两人关系不错，据说经常一起游山玩水。有一次到了一个叫黑水谷的地方，两边是万丈深渊，中间只有一条横木为桥，苏轼吓得两腿发软，而章惇却满不在乎地沿着横木走到对面，在石壁上写下：「章惇苏轼到此一游」，完了又慢悠悠地走了回来，我们今天尽可以批判，章惇是到处刻字的不文明游客，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由此可见，章惇是那种不怕事，胆子很大的人物，当时苏东坡就拍着章惇的肩膀说：「子厚必能杀人！」为啥？苏东坡的解释是，连自己性命都不在乎的人，还怕杀人吗？

章惇敢不敢杀人我们不知道，但这哥们当了宰相之后，变脸是很快的，所有旧党成员，包括当时还活着的老朋友苏轼，马上都被贬到了外地，而且苏老爷子还是被贬得最远的，一下子就被扔到岭南，虽然嘴里说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做岭南人」，但实际生活还是很艰苦的。六年之后，苏轼死在了北归的路上，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

你要是问，旧党这些家伙已经掌权七八年了，为啥章惇一上台，他们就不行了？这首先自然是因为主人换了，旧党的最大靠山高老太太死了，现在高高在上坐着的，是那个叫宋哲宗的年轻小伙子，有他给章惇撑腰，大家确实难以招架。

不过这不是主要原因，我们前面多次说过，在中华帝国大部分时间的组织框架里，大臣们要是想架空皇帝，并不是一件难事。旧党之所以迅速地垮台，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简单的三个字，不团结，内斗得实在是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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