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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游戏(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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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之后家里会有一场谈话。

真伤心,真可怕。(我妈妈。)

本应该有监督的。辅导员到哪里去了?(我爸爸。)

要是我们再一次经过黄色的房子,也许我妈妈会说:“你记得吗?记不记得你以前多害怕这房子?可怜的小东西。”

我妈妈有种习惯:对我在遥远的婴儿时代的种种毛病,她总是抓住不放,甚至可以说,如数家珍。

如果你还是个孩子,每一年,你都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通常都是在秋天,当你丢掉暑假的困惑和懒散回到学校,升了一级的时候。这是你记录变化最为明显的时光。在此之后,你就不会记得哪年哪月在变化了,但是变化仍在继续,完全一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过去会从你身边溜走,走得如此轻松,完全是自动流失。场景常常还未消失,已然不再相干。然后突然一个急转弯,某样东西遍地开花、处处涌现,想要得到关注,甚至还想要你做点什么。虽然显而易见,实在没什么可做的。

马琳和沙琳。别人都以为我们绝对是双胞胎。那几年流行给双胞胎起压韵的名字,邦妮和康妮,罗纳德和唐纳德。另外,沙琳的帽子和我的很配。这种叫苦力帽的帽子是宽大的低顶圆锥形草帽,用一个结或者松紧带系在下巴上。这个世纪后期,这种帽子在电视上越战的镜头里就很常见了。西贡街头骑自行车的男人戴着它们,走在路上的女人也戴着它们,她们的身后是被轰炸的村庄。

可能在那个时代—我是说我和沙琳露营的时候—大家说到亚洲苦力,不会觉得这种说法有什么不妥,说黑鬼,或者说像个讨价还价的犹太人,也不会觉得有问题。我那时十几岁,还不会联想这些词汇的背景文化。

我们有这样的名字,戴这样的帽子,所以第一轮点名的时候,我们喜欢的辅导员—快活的梅维斯指着我们说:“嗨,双胞胎。”我们还没来得及解释,她就已经在点别人的名字了。我们喜欢梅维斯,但是,我们更喜欢漂亮的辅导员保利娜。

不过在点名之前,我们就注意到对方的帽子,互相有了好感。否则的话,我们中至少一人,甚至可能两人都会把全新的帽子摘下来,准备塞到床底下,声称是妈妈逼我们戴的,我们自己不喜欢,诸如此类的话。

我挺欣赏沙琳,但我不知道怎么和她交朋友。夏令营的女孩,除了少数几个稍微大一点以外,都是九到十岁的年龄。在这个年龄,大家已经不再像六七岁的女孩那么容易交朋友、那么容易出双入对了。我只是简单地跟在几个女孩子后面,她们和我是一个镇的人,但没有一个是有特殊之处的朋友。我们进了一间还有空床的小木屋,我把自己的东西扔在棕色的毛毯上,听到身后一个声音在问我:“请问,能不能把我的双胞胎姐姐旁边的床让给我?”

是沙琳。不知道她在和谁说话。木屋大概能住下二十多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回答,“当然行”,就搬走了。

沙琳用了一种奇特的腔调,逢迎、玩笑、自嘲,还有一种引人注意的兴奋,如同鸣钟的颤音。很明显,和我相比,她不是一般地自信。她不是相信那个女孩一定会搬走,也不是强硬地说:“我先来的。”(如果她是那种家里疏于教育的女孩—有些女孩就是这样的,她们来这里是由国际狮子会付的钱,或者是教堂支付的,反正不是她们的父母—她可能会这么说:“赶紧上厕所去吧,省得屎拉在裤子上。反正我是不会走的。”)不是这样的自信。沙琳的自信是,她相信她想要别人做什么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这么做,而不仅仅是同意她的要求而已。我本也有机会拒绝她,我可以说,“我不想当什么双胞胎”,然后不理她,收拾自己的东西。但是,当然了,我没这样。如她所料,我的感觉是受宠若惊。我看着她兴高采烈地把包里的东西倒了出来,有些东西掉在了地板上。

我只找到一句话说:“你已经晒黑了。”

“晒黑太容易了。”她回答。

一开始是找我们的不同之处。我们讨论后发现,她晒了变黑,而我晒了就会长雀斑。我们的头发都是褐色的,不过她的颜色深一点。她的头发是波浪形,而我的头发则茂密如树丛。我比她高半英寸,而她的手腕和脚踝粗一些。她的眼睛偏绿,而我的眼睛偏蓝。我们一直热衷于观察彼此的不同之处,甚至把后背的痣和能看见的雀斑都列在了表格里,还有第二根脚趾的长度(我的第二根脚趾比大脚趾长,她的则短一些)。我们详细地回忆了从小到大得过的病,种种意外事故,身体有没有什么部位修补或切除过。我们两个的扁桃腺都摘除了—在那个年代,这是种普遍的预防手段—我们都得过麻疹、得过百日咳,都没得过流行性腮腺炎。我拔过一颗上犬齿,因为它挡住了其他的牙。她的拇指被窗户夹过,所以半月痕不完整。

我们把身体的历史和特征都整理完了以后,就开始讲故事—家族的戏剧性事件、故事,以及区别所在。她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女孩。而我是唯一的孩子。我有个姑姑,高中的时候死于脊髓灰质炎。她有个哥哥加入了海军。那是战争年代,所以我们在营火晚会上会唱《永远的英格兰》、《橡树之心》、《统治吧,不列颠尼亚》,有时候会唱《永恒的枫叶》。我们生活的背景,是空袭、战争、沉船,虽然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每天都在发生。每隔一段时间,不远的地方也会有那么一回军事袭击,很吓人,又很庄严、很刺激。要是我们镇或同一条街的某个男孩死了,他住的房子就算没有挂花圈,没有黑色的布帘,也会有一种特殊的沉重气氛。使命完成,尘埃落定。尽管房子里可能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也许只是门口路边停了一辆陌生的车,表明有亲戚来,或者是牧师来这个失去亲人的家里坐一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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