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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起这件青铜器，手感很好。尽管轮廓清晰，看上去却不显得新，绿锈没有被抛光掉，所以不像大博物馆中的同类展品那么亮丽。我闭着眼，长久而缓慢地抚摸着这个青铜器瓶，它也没有孔雀石那层翠绿的壳。在布鲁塞尔，我常常在夜间抚摸青铜器，那家博物馆收藏着丰富的周代青铜器，其中也有一件和这件类似，起初人们也以为是唐代或是明代的仿制品。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中国人从汉代起——基督诞生前后——就开始伪造商周青铜器了，他们把赝品埋入地下，以便它们能快速长出真的老铜锈。这些知识是佐默传授给我的，剩下的是我在布鲁塞尔学到的。

西尔弗在观察我。“您完全肯定这是明代的仿制品吗？”我问。

“我不能肯定，”他回复道，“但这是桩诚实的买卖。我看得出您懂行。”他把一只脚放到一张荷兰矮凳上，我看到他配细方格裤子穿着漆皮鞋和淡紫色长袜。他的脚很小。“这玩意儿我是当作十八世纪的仿制品买下来的，”他说，“其实我想它可能不是那时候的产品，但也不会早于十六世纪。当然是纪元后了。”

我把这件青铜器放回那个假威尼斯风格的支架。这东西很便宜，我很想把它买下来，可我不知道自己如何找到下家。我那少得可怜的钱只能进行短线投资，而且在买之前必须还要有十足的把握。

“我可以把这玩意儿带走一天吗？”我问。

“花五十美元，您可以一辈子带着它。”

“试买，就一天！”

“好先生，”亚历山大·西尔弗说，“我根本不认识您。上回我把两个非常漂亮的迈森[34]瓷人——十八世纪的——给了一位看上去特别值得信任的女士，也是试买。”

“结果呢？她再不露面了？”

“她又露面了，手捧着碎瓷来的。在人满为患的公共汽车上，一位背着工具箱的男人把她手中的瓷人碰掉了。她哭得就跟自己的孩子死了似的。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她没钱，想去桥牌俱乐部麻烦女友们，向她们举债。我们只好权当损坏的瓷人给丢了。”

“青铜器不这么易碎，尤其是仿制品。”

西尔弗目光犀利地盯着我。“我甚至愿意告诉您我在哪儿买的这件青铜器，那是一家州立博物馆淘汰掉的赝品。没有比我更诚实的人了吧？”

我不置可否。西尔弗摇了摇头。“好吧，”他说，“您很有韧劲儿，我喜欢。我再给您提个建议：您付五十美元，可以拿走这件青铜器。一周后您可以把它还给我，我把您的钱退给您，或是您留下它。这办法如何？”

我迅速盘算。我不知道能否百分之百地相信自己的判断，中国青铜器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我也不知道西尔弗的诺言是真是假。但我必须冒些风险，而这笔买卖是个从天而降的机会。我在美国不能试着从洗盘子干起，那需要劳动许可，而我没有。即便警察没有逮住我，工会的人也会告发我。

“可以。”我边说边掏出自己那瘪瘪的钱包。

我曾藏身的那家布鲁塞尔博物馆，青铜器藏品非常丰富。晚上闭馆后，馆长允许我夜间走出斗室。不许我开灯，也不能出现在窗前，但我可以去厕所或是摸黑在馆内转悠。早晨清洁女工到来之前，我又得把自己关回斗室。这种暗中进行的艺术教育是一种奇特而充满孤独和恐惧的过程。起初，我躲在窗帘后面凝视大街，就像我在埃利斯岛呆望纽约那样。当我在士兵和平民中发现了穿党卫军制服的人后，就再也不敢往街上看了。为了尽量忘掉自己的处境，我开始在夜间研究起身边的绘画与艺术藏品。战前，我在巴黎为路德维希·佐默打过杂，那段时间使我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我本人在德国的大学里学过两个学期的艺术史，后来曾想做记者。流亡后当记者是没门了，我哪门语言都没有好到可以用它来写作。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我强迫自己在万籁俱寂、漆黑恐怖的夜间，在博物馆空旷而充满回声的走廊中尽量对艺术产生浓烈的兴趣。我知道继续呆望大街自己就毁了，我得有所作为。首先吸引我的，是中国青铜器，我试着在明亮的月夜研究它们。它们像玉石或浅绿、浅蓝的丝绸般散发着一种幽光，上面的铜锈也因光线不同而发生变化。在那几个月中，我学会了必须长时间审视这些物件，直到它们开始诉说自己的历史。我在绝望中学习和了解它们，只是为了战胜自己的恐惧。很长一段时间，我这样做都不外乎是一种人为的自我逃避，直到某天夜里——是夜，半月洒下青光，春季风暴强劲吹拂——我突然发现自己首次把逃亡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并且一时间竟与眼前的青铜器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再也没有什么能把我和它们分开了。在那短短的瞬间，一切其他东西都不复存在了，只有那不平静的夜、那静默的青铜器以及那赋予它们生命的月光，再就是它们面前的那个实体，他在呼吸并同样默不作声，他活着并倾听着，以致忘记了自我。从那时候起，我常常可以逃离自我，达到一种忘我境界。几个星期以后，馆长给了我一个手电筒，供我夜间在斗室中使用。他知道我可以信赖，我不会拿着手电去博物馆展厅，而是只会在我的斗室中用。我觉得是他使我重新获得了视觉与阅读能力。他允许我把图书馆的书籍拿进我的斗室夜间研读，他早晨再把书从我这儿拿走。当他发现我对青铜器感兴趣时，还不时允许我把某件展品带入斗室观赏，他第二天早晨给我送黄油面包时我再还给他。除了他之外，只有他女儿西比勒知道我藏在博物馆。有一次他病了，不能来博物馆，只好将此事告诉了女儿。后来，她到博物馆替他取邮件时，常给我带来裹在羊皮纸中的黄油面包，那是她藏在双乳间带进来的。有时，面包还带着她肌肤的余温，那包装纸也散发着丁香的淡淡清香。我很爱西比勒，但这几乎是一种超然的爱，她本人很少能感觉到这份爱。在她身上，我爱的是自己已经不再拥有的东西：自由、无忧、希冀以及甜蜜的青春骚动。我也无法想象，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生活在一起。她代表了我所丧失的一切，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象征，温暖、近在咫尺却又可望而不可即的象征。我的青春在父亲临死的呐喊中彻底崩溃，他叫喊了一整天，我知道是谁派人杀害了他。

《应许之地晋江》4（第2/2页）